張興漢（生卒不詳）字造卿。高陽縣城北關人。能言善辯，經商起家。在縣城經營“德信隆布莊”、“華信手工染坊”。清末，朝野迫于外侮，有識之士提倡變法，主張發展民族工業，以御患圖存。受此思潮影響，與商人楊木森、李秉熙、韓偉卿等，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十月創辦高陽商務分會，提倡織布，改良布業。此后高陽城鄉織布業興起，民賴以營生，尤其城廂區經營布業者，足跡遍及全國。宣統元年（1909)，各地假冒高陽土布者蜂起，使高陽土布銷路深受其害。他與商會同仁上下奔波，通過清政府農工商部將高陽土布商標通報各關稅機構，嚴加勘驗，保護了商民利益。

民國初，政府立法中沒有規定商民有選舉權。他作為縣商會代表，聯絡其他各省商會，據理力爭，迫使北洋軍閥政府修補法規。1920年直皖大戰后，直系陸軍第十一師移駐高陽。所部軍兵素無軍紀，四處搶掠，民不堪忍。他即與李秉成等訴之于直魯豫巡閱使，“刁兵悍卒”被繩之以法。1922年6月，省稅務局在各地濫設統稅局，加重工商稅收。他與本縣財政、教育、實業等各界代表赴京請愿，后又上書北洋政府，要求裁撤統稅局，減輕人民負擔，頗受商民推崇。

1924年高陽大水，而天津稅局竟向商民增收棉紗“二五附加稅”。張興漢等聯絡64個縣商會代表，直接同北京財政部交涉，打贏了官司。財政部飭令天津稅局退款，稅局劃出天津市三條石東口大王廟空場給高陽縣，以抵退款。他即與高陽縣各商號共同投資，在此建立“天津高陽商幫會館”，作為布線交易辦事處。高陽縣有44家商號派代表駐會館招攬生意。1925年，直隸省商會聯合會在天津成立，他被推選為會長。在職數年，竭力為工商界去積困、謀福利。1927年10月任“維持省鈔基金會”副理事長。

1929年，全省水患嚴重，受聘擔任賑務會委員。當時高陽亦遭水災，而有關當局漠然視之。他不避嫌怨，每次召開賑務會議，均向與會者多方宣傳高陽災情之重、水患之因。故高陽除受特別賑濟外，省政府還撥專款修筑潴龍河北岸堤埝，以御防水患，深得高陽人稱譽。

米迪剛（生卒不詳)定縣（今定州）翟城村人。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與谷鐘秀一起力倡新學。民國初年留學日本，1914年回國，在其父米鑒三村治規劃的基礎上，與縣知事孫發緒創辦模范縣的同時，將翟城村辦成模范村，其中創辦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全國首創。孫發緒任山西省省長后，又把翟城模范村的經驗帶到山西，并被閻錫山采納推廣。1923年，米迪剛在村提倡打磚井和鐵制水車，對全縣頗有影響。山東省王鳴一曾來村參觀，把翟城村的經驗推廣到山東。1925年，米迪剛與尹仲林合編《翟城村志》。

齊四喜（1851~1925)字增福，號洛增。蠡縣東柳青莊（今東柳青)村人。自幼習武，練就一身好武功，人稱“飛毛腿”。清光緒六年（1880)，一農家失火，他手提滿滿兩桶水，飛身上房，如穿梭一般，來回30余次，直到將大火撲滅。光緒十二年（1886)，潴龍河堤決口，東柳青莊村內房屋倒塌，財物多被淹沒或沖走，鄉民生命財產受到極大威脅。他不顧個人安危，冒雨到安平縣朋友家借來木船、大車，經大家搶運，全村老少和部分財物安全轉移。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七月，他因事去北京，在京城東南郊外，發現一名身受重傷的清軍將領，便急忙把他背在身上，步行50多里路后又雇一輛大車，到距京城300多里的自己家中精心護理。他一家人的義舉，感動了這位將領，才吐露實情。原來他是帶領清兵抗擊八國聯軍的愛國將領聶士成。聶士成傷愈后，他又帶領武藝高強的楚云聚、許元等人親自護送聶到太原，經聶士成向光緒皇帝面奏，光緒立即封齊四喜為三營統領。上任10余天后，不愿再為腐敗的王朝效力，遂掛印辭官，返回老家。后聶士成派兒子帶重金厚禮和一只進口六輪手槍到東柳青莊看望他，他除收手槍外余皆退回，齊、聶二人成為至交。當時，蠡縣、安平、饒陽、深縣等官府均欲聘其為馬快班頭，被一一謝絕，他回話總是“我一不圖財，二不做官，只要是為民除害的事，派人送個信，我一定盡力去辦”。

他曾幫助官府擒拿欺壓百姓、為非作歹的惡霸及其同伙，又受官府之邀追捕犯人，擊斃綽號小白娥的強盜，受人之托在深縣一個賭場擊斃為非作歹的淫賊徐黑虎。齊四喜勤儉持家，但又經常周濟錢物，解決一些乞丐的急難，因此，乞丐們都對他感恩不盡。1925年，齊四喜因病去世，鄰村群眾獲悉送來“感恩牌”，四鄉數百名群眾為他送殯。

王士穎（1854~1925)字啟予。高陽留祥佐村人。清光緒四年（1878年)春夏之交，全縣瘟疫流行，鄰里不能相顧。村有葛姓獨戶，病死六七日，子幼不能殮，尸腐。王士穎聞之，即出錢將其納棺而葬，其義行為鄰里稱道。當時高陽織布業興起，但織機笨拙，效率很低，遂率先購進日本產鐵輪織機，招工習造。后又于布業發展中，對織機設備、品種進行大膽改進。

當時高陽土布均為窄面粗布，自王士穎等引進鐵機，開設工廠，招雇職員，即成為高陽縣寬面土布織造之始。鐵機很快在縣內普及。光緒三十四年（1908)，高陽知縣暢文藻將王士穎購進鐵機、發展織造的事上奏皇帝，光緒皇帝獎王士穎七品頂戴，以鼓勵民間工業。

楊木森（1864~1939)字欣甫。安新南邊吳村人。幼家貧，只讀過3年私塾。父楊洛帥從推車串村賣布、線及雜貨，后被保定慶豐義號聘為掌柜，他承父業做小買賣。慶豐義后在高陽設號，讓他負責經營。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他拿出積蓄3000吊，在高陽城隍廟街開設蚨豐號，自東自掌，經營布匹、綢緞、洋廣雜貨。

光緒三十二年（1906）后，高陽布業日漸興盛，蚨豐號改營棉紗（土紗和洋紗)。同年，他和李條庵、韓佛卿、張造卿等人，發起成立高陽商會，提倡改造織布機用洋紗織寬白布。他從天津請來技術人員，仿日本田村洋行所售織布機，自制足踏式鐵輪織布機，每臺造價40銀元。為推廣鐵機，他規定，凡用鐵機、洋紗織寬白布的，只交半價，即可買一臺鐵機，并發給所需洋紗，織出的布交蚨豐號收購，蚨豐號發給加工費；所欠機價由手工費中逐步扣還。后來連半價也不要，只要有可靠的保人，即可領走鐵機和洋紗。其他商號也仿此辦理，使高陽織布業迅速發展。1912年蚨豐號改為布線莊，并在外埠設分號。除高陽總號外，遍布10余省，從業人員200多人，遠達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和日本大阪。在高陽聯系鐵機1000余臺，擁有資金200萬元。到1937年還擁有蚨豐工廠、蚨榮洋行、久豐面粉廠、大亨工廠、久豐工廠等十幾個商號和工廠，資金達400萬元，成為高陽布業中最大的財團。1921年他被選為全國總商會副會長（正會長是上海虞洽卿)，連任兩任（六年)。

他為提高商號經營水平，又通過商會創辦商業夜校，組織商號的學徒學習文化和商業道德、商業知識。這所夜校后來發展為正規的商業學校，為高陽布業的發展培養了不少人才。因辦學成績突出，他先后得到民國政府農商部二等嘉祥章和大總統授予的四等獎章。1916年獲大總統頒予的六等嘉禾勛章，1927年為安新縣師范講習所捐資3000元資助辦學，并獲得“熱心向學”匾額。同時，捐巨資修筑四門堤和高保公路，在高陽開設慈母醫院舍藥，開設粥場濟困。

他在擴大財源的同時，也伙同地方反動勢力搜捕、殺害共產黨員。1931年唆使安新縣長趙仲樸拘捕了砸教育局的帶頭人、地下黨員翟家俊。1932年伙同安新國民黨政府抓捕了支持和參加“求糧”斗爭的地下黨員范連芳、馬金池、韓印堂、陳其峰等人。他賄賂省、縣政府官員，并由省政府下令將四區區長蔣其倫（共產黨的同情者)、五區區長李之光（地下黨員)、七區區長張琛（地下黨員)等傳到天津，予以解職拘監（李之光因事先察覺幸免于難)。他還依仗財勢，大修家園，南邊吳村原有東西兩條大街，為擴建莊宅，強令80余戶貧苦農民搬走，致使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抗日戰爭爆發后，他逃至北平（今北京）。

李必武（1864~1946）又名信武。易縣辛莊頭村人。幼習少林義和拳，后隨定興縣拳師楊某習形意拳。曾在州衙當捕快，后得金科秘方，辭去衙差，行醫鄉里。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他組織成立了百福社義和團，后被各村團眾推舉為易州義和團大團總。農歷四月，他率團眾赴淶水縣參加攻打高洛教堂之戰，隨后又參加兩狼溝之戰。農歷七月，他與北流井形意武師李老杰等率易州義和團在良鄉縣城、琉璃河抗擊八國聯軍，受挫后回到易州，打算重整人馬再抗聯軍。官府閉城搜捕，他越城逃走。又集合殘部與大方村等團眾轉戰云蒙山、紫荊關、王安鎮，與聯軍周旋作戰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其部眾大都傷亡、潰散，他逃至定興縣隱居二年。回籍后被州衙通緝捕獲，受酷刑。后經易州鄉紳營救出獄，他仍行醫鄉里。

民國初年，中高村有一少婦剖腹自殺，腹破腸出，生命垂危。李必武先用藥水洗腸，再將少婦仰放于葦席上，命四人各持葦席一角搖動，腸盡入腹內，用藥線縫合傷口，又取雞皮敷外，七日而愈。此婦人后來活了80余歲。李行醫重義輕利，不阿富貴，不驕貧困。他曾說：“窮漢吃藥，富漢還錢。”富豪大戶求之，則索高價重金，窮苦孤貧者病，取酬甚微。

他性情剛直，守信用，平生嫉惡如仇。曾在保定府打抱不平，一掌擊倒磚影壁，威懾流氓、地痞。保北大盜王七，奸盜劫掠，橫行于易、定、淶、涿等數州縣，百姓深受其害，而官府捕役懼怕他，且暗中與他相通，李必武挾刀追蹤，月余后在曠野里將王七拿獲，挖去了他的雙眼。清末淶水縣武舉夏八爺橫行京南，武斷鄉曲。一次，夏帶一幫打手在易州后山廟會上尋畔逞威，無故毆打茶館伙計，圍觀者千百人無一敢出面勸阻。李必武見狀，當眾怒斥夏的暴行，夏態度蠻橫，與他動武，他用短刀刺傷其肩，夏帶人敗逃。

劉建卿（1869~1944)蠡縣劉村人。十幾歲到天津學徒，學做樂器，三年學徒期滿回故鄉開始串鄉修理雨傘，后于保定西大街定點修理雨傘、球拍。清宣統二年（1910)的一天，保定斯羅醫院（今保定市第一醫院)的兩個美國人，拿著一支網球拍讓他修理。他在修理網球拍時邊修理邊研究、測量，按球拍的結構精心模仿，摸索改進，終于制造出中國第一副網球拍，后又連續制作了幾副，分別賣給保定育德中學、女子中學、烈士田中學，每副售價僅20元。由于其產品物美價廉，深受用戶歡迎，供不應求。

1912年，他同幾位合作伙伴共同投資在保定大西門外南馬道開辦中國第一家網球拍廠，為紀念廠系修雨傘起家，定名為“保定布云球拍廠”（1948年改名為地方國營冀中區新華書店體育用品廠，1949年改為河北省新華書店體育用品廠，1951年改為保定市文教用品廠，1974年改為保定市體育用品廠)，雇工人12名，自任經理兼技師，產品商標曾先后采用“奧林匹克”、“捷克”、“盾牌”等牌號，并在標牌兩側分別貼有“全國首創第一家”和劉建卿的照片。產品由保定、北京、天津、上海迅速遍及全國各地。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保定布云球拍廠生產的網球拍因獲特等獎而聞名于世。孔祥熙曾為該廠題詞：“首創第一家”。

1919年，保定布云球拍廠又創制出新產品——青年拍（類似羽毛球拍，稍短)。1923年又制造出羽毛球拍。至此布云球拍廠的三種球拍，質量高，價格低，產品供不應求。至1931年，他的徒弟和球拍廠遍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產品除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外，還遠銷歐、美各國。1937年5月，他告老還鄉，翌年縣抗日民主政府聘請他研制出一批20錠的紡紗機，為發展生產支援抗戰做出了貢獻。

劉春霖（1872~1942）字潤琴，號石筼。河北肅寧人。早年就讀于保定蓮池書院，師從著名文學家吳汝綸10年，學業精進。清光緒十四年（1888）考中秀才，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科狀元，為中國科舉制度最后一名狀元。光緒三十三年（1907）被選送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留學。回國后，曾任直隸法政學堂監督，并兼任中央農事試驗場場長。1914年在袁世凱、徐世昌執政期間，任大總統內史秘書，曾兩次代表大總統徐世昌到山東曲阜主持“祀孔”典禮。后因不滿軍閥混戰棄政退隱。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堅決反對為自己60歲大壽搞慶典，說：“國家存亡尚且未定，搞什么壽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1933年與段繩武等發起組織河北移民協會。1934年農歷三月，偽滿洲國總理鄭孝胥以高官厚祿邀其赴東北，堅辭不就。抗日戰爭時期，同科進士王揖唐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曾攜禮品登門邀他任偽職，他將一杯茶潑在地上，怒視王說：“我絕不依附外國人！”王揖唐不歡而辭。王揖唐去后，他對著門說：“這些筋骨軟的東西！”

他對古文學和史學造詣頗深，酷愛藏書，以重金購書萬余冊。善書法，尤以小楷著稱，出版的《蘭亭序》、《大唐三藏經·圣教序》、《雷飛經》最為有名。他不獻媚于達官顯貴，平民百姓、親朋摯友求字者有求必應，而對豪富地主請其點主者，則索價甚昂。對獻縣北峰村劉姓大地主點主時，要了大筆錢，事罷返里，全部用于北石寶小學。劉春霖還喜愛昆曲、京劇，去世前夕還在欣賞言菊朋的戲。著有《六十自述》詩等。1942年1月18日病逝于北平（今北京），葬于保定城郊東魯崗，其墓遺址尚存。

白錫昌（1874~1953)字瑞啟。回族。定縣（今定州）城內回民街人。系白敬宇眼藥創始人第15代后裔。眼藥是他家祖傳秘方，傳男不傳女，配藥時都是他一人將各種原料配好，再交給工人制作。1926年，白敬宇眼藥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質獎章。1928年白錫昌兩個兒子大學畢業后，改革白敬宇藥店，白錫昌為廠長，其子白澤民為總經理，將定縣的白敬宇門市部改為總行，將“金羊”商標改為注冊“鯨魚”商標，聘請王恩普為顧問，使藥業更加興隆發達。

白錫昌樂善好施，定縣遭受水災后邀請知名人士成立救濟會，辦兩個粥廠。出資創立孤兒救濟院，所需糧食全部由他捐助，并為兒童辦了半日制學校。將能勞動的婦女組織起來成立織席廠，用其收入改善救濟院生活條件。為此定縣鄉里為其樹碑建碑樓。抗日戰爭時期，支持長子白澤民組織中國回民抗日救國會和其他抗日活動，并向臺兒莊抗日前線將士捐獻30萬支“瓜子眼藥”。

金駿聲（1876~1936）字鳳儀。滿族。清苑謝上村人。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直隸高等師范畢業后，到崇實中學任教，嚴于治學，升任學監。1912年受總統府委托，赴東北三省宣講“廢帝制，改共和”的重要意義。1914年任黃河救災委員會秘書長。而后在保定省立第六中學任教務主任，兼教語文、歷史與書法。1922年任清苑縣勸學所所長。翌年，勸學所改稱教育局，任局長。創辦清苑師范，規劃全縣小學教育的發展布局，倡導“拆寺廟、改學堂、廢私塾、辦新學”，講求學以致用，被譽為辦新學的先驅。1924年辭去教育局長職務，先后到保定師范學校、保定女子師范學校任教。

1933年，國民黨在保定設立行營，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先后被捕。在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情況下，金駿聲大義凜然，利用自己的社會聲望，先后冒險營救出李光新、黃伯梁、何兆熊等80多名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金駿聲因營救和支持愛國學生的革命行動，被學校解聘。返回故里后，繼續辦學，擔任清苑縣第六高小（謝上）校長。籌借資金，擴建校舍，添置圖書；開設農業技術課程，引導學生面向農村，學用結合。為解決貧苦學生的學習費用，開展勤工儉學活動，建立消費合作社及工藝組增加收入；開辦超齡班，修建學生宿舍，解決社會青年入學及外鄉學生住宿問題。

1936年春，金駿聲針對日軍的不斷侵略，以滿腔愛國激情書寫了滿城普濟橋碑文，指出日軍侵華是“人侮由我，絕非由他”，號召“河南河北，士當立志，竭慮殫精，共策國事，同心協力，還我山河”。4月，愛國人士常介仁之子（共產黨員）在北平（今北京）被捕，隨后常介仁被國民黨保定行營逮捕。為營救常介仁父子，五日內奔波于平、津、保之間組織營救，常介仁被保出獄，金駿聲卻憂勞成疾，不久病逝。

金駿聲工詩文、善書法，其書法博采眾家，自成一體。書寫的《永字八法》、《李淳大字八十四法》、《書家事略》、《節錄書法三昧》等遺墨，端嚴清秀，靈活閑雅，為珍貴的書法文物。

李培翰（1878~1943）字蔭泉。易縣西北奇村人。行九，人稱李九爺。世代耕讀傳家，清光緒后期中秀才，光緒二十六年（1900），英、法、德、意等國聯軍侵占易州，他目睹國事糜爛之現狀，慷慨悲歌，寫詩“刺耳胡笳并胡風，愧歌麥秀對玄穹。莫言擊揖空悲慨，銜石終能填海東。”宣統元年（1909）中拔貢。授候補知縣未赴任，在家設學館，耕讀隱居。“道義千秋重，功名兩字輕”是其座右銘。其書齋名為“浮云過眼之廬”，館塾名為“莊稼軒”，又名“韜庭”。學館所教授的弟子要求學以致用，報國愛民，平生授徒百余人，大都成了知名人士。

民國前期，徐世昌執政，曾屢征他做其監學教授，皆婉言謝絕。每逢年節官府要請城鄉紳士，他雖接受請柬，卻躬辭不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他極為憤慨，以詩表達自己憂國憂民之心。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易縣城淪陷，偽保定道尹冉杭與其有舊誼，欲任他為易縣偽縣長，他則稱病不起，推辭不任。有人勸他，他憤然道：“國破何慮家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秉性剛直，交結朋友不分貧富，不巴結權貴。有一門徒以2000銀元買來一縣長之職，向其報喜，他憤然道：“子非以才干為國家錄用，但以貸款購官，以本求利之生意耳！倘為廉吏，何得償債？必為臟官貪財，以求盈利。若此，則百姓罵詈之，及于師傅，余何喜可賀哉！”世俗人都譏笑他迂腐，而他置之不理。

李培瀚早年研究程朱學派的理論，后來又研究康有為、梁啟超改良主義學派的論著。善書法，收各家之長，創獨特之風，聞名于京、津、保、易之間，直至病重仍臨池不輟。著有《燕南詩冊》、《韜庭日記》等。

白運章（1880~1944）回族。保定市區人。自幼習武，品德仁厚、豪爽，樂于助人。兄弟三人，白運章行三。兄弟三人自幼拜武術大師平敬一為師，習武，摔跤，還練就一身好氣功。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保定滿回兩族發生械斗，打死了人，白運章逃到天津，和侄子白喜貞一起在街頭打把式賣藝為生，在天津收下徒弟吳幼林，二人親如父子。

事件平息后，白運章帶著侄子、徒弟回到保定。師徒三人在“馬號”內兩益街打把式賣藝推銷大力丸。每天擺場子結束后，把刀、棍、槍等器械存在馬號里一回民飯館，為的是第二天使用方便。1924年這家飯館停業轉讓，白運章得到大哥白俊峰的資助，廉價買下來辦成包子鋪。他仍和徒弟馬世昌、侄子白喜珍擺場子賣藥，包子鋪交給吳幼林經營。包子鋪的買賣日臻興隆，他便放棄打把式賣藥，幫吳幼林經營。

1928年3月2日，因外人械斗引起火災，包子鋪化為灰燼。保定商會牽頭由商民捐資，用兩年時間建成以南北三條街并行的馬號商場，東頭為濟善東街、中間為濟善西街。新建的白運章包子鋪位于濟善西街偏南路西8號。1926年曹錕曾光顧，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三顧”白運章，對白運章包子大加贊賞。1958年在全國飲食評比時，“保定白運章包子”與“天津狗不理包子”并列第一。1980年又被評為河北省優質風味食品名牌產品。

1932年保定國術分館在清真寺成立，白運章任教員，教授武術、摔跤。他樂善好施，曾捐資修繕清真西寺禮拜大殿，后又出1000元捐助清真女學購買房產。

王承曾（1880~1953)字釗志。定縣（今定州）大禮前營村人。19歲中秀才，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學采礦系公費第四班。主張反帝反封建，在校時首先剪辮子，并在楊村拆廟創辦務本學堂。辛亥革命前，加入中國同盟會。后在天津覺民中學任教多年，又在北京《中華新報》任編輯。1925年隨馮玉祥、鹿鐘麟等赴蘇聯莫斯科考察，受到斯大林接見，寫有《留蘇日記》8冊。1926年西北軍在五原誓師參加北伐后，曾代表西北軍在上海與各方聯系。1927年任馮玉祥部秘書長，寫有《西北軍奮斗史》，并整理了《馮玉祥日記》。

20世紀30年代初，他與韓續初等在濟南創辦渤海中學。1935年任河北農學院院長兼蓮池書院院長，積極抗日，掩護地下黨孫志遠等人。1938年任河北省教育廳廳長，創辦抗日學校，他親赴天津、北平（今北京）等敵占區招收學生。1941年至1942年任教育部河南戰區教育視察。1943年至1949年任水利部專員。著有《四書新編》、《鐵珊軼事》等。

段宗林（1880~1982)又名子均。高陽布里村人。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在保定加入同盟會，曾參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動。1916年任北京大學庶務科長，同年5月，試圖用炸彈刺殺袁世凱，但未成功。后因反對軍閥割據、宣傳同盟會綱領，遭直系軍閥通緝，即躲避回鄉。1917年9月在家鄉布里村與李煜瀛、李廣安、張秀波等創辦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后改名留法工藝學校，任學董。為擴建校舍，仗義疏財，捐獻自家12畝耕地，建窯燒磚。建校經費不足，曾與段宗桐等向附近村鎮設獎募捐。又于翌年6月，與李煜瀛邀請著名戲曲演員梅蘭芳、姜妙香、韓世昌等在北京宣武門外江西會館義演，募集現洋1500多元。

五四運動中，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期間，與李大釗等革命先驅交往甚厚。1927年，張作霖下令抓捕北方革命者，曾與李德夫等避難于北京東郊民巷的法國醫院，后在醫生幫助下脫險。是年與李煜瀛等謀劃，派李德夫、蔡松橋等，冒險回高陽秘密組織國民黨縣黨部，登記黨員。但因困難重重而中止。同年又與李澄寰秘密聯絡北方軍事將領，準備策應北伐革命，10月事泄失敗。1957年受國務院聘請，任中央文史館館員。

劉秉鑒（1881~1947)字鏡湖。安新漾堤口村人，商人家庭出身。自幼受私塾教育，清末于北京師范大學堂畢業后，到保定育德中學任教。此間，孫中山先生的反清反帝愛國思想通過同盟會正在北方傳播，經老同盟會員李錫九介紹，在育德中學加入同盟會。在校內，他除了擴大同盟會組織外，還向學生灌輸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使當時育德中學成為北方著名的革命基地。

民國成立后，他被省政府任命為省立順德中學校長。后又調任河北省教育廳視學及中教科科長等。曾任省農田水利委員會秘書。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國民黨行政機構隨軍隊一起撤往南方，日軍侵占保定。他顧及家庭不愿隨省府南撤，辭職閑居北平（今北京）。他與老友王秉哲（民主革命者，育德中學董事長，省議會副議長)約定：即使沿街乞討，也要保全亮節，誓不與日偽為事。

抗日戰爭勝利后，河北省教育廳任命劉秉鑒接替王長泰（字久安，保定人)為保定蓮池圖書館第四任館長。他上任伊始，首先為復館經費而奔波。他寫信對友人說，每當外出籌款，猶如叫花子討飯一樣，真乃受命于危難之時。這時他已危病纏身，家人勸他就此止步，他卻一笑說館不恢復何能停步。后通過李錫九找到當時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孫連仲，從省政府的財政預算中撥出一筆錢給劉秉鑒復館用。他接到經費欣喜若狂，不顧疾病纏身，日夜操勞。在添置各類圖書的同時，積極維修殘墻斷壁，粉刷房屋，油飾門窗，將整個園林館舍恢復到戰前模樣。開館那天，李錫九先生拄杖前來祝賀，他盛贊劉秉鑒忍著疾病為古城保定人民做了件好事。

李叔良（1883~1954)高陽龐口村人。青年時代涉足商界。1913年他看到經營顏料有利可圖，便為德國德孚洋行代銷顏料。隨著布業的發展，所需顏料不斷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顏料來源斷絕，價格猛漲，由于他有存貨而獲利10余萬元。

1919年與孫月亭、楊愛卿等集資開設合記顏料店和合記工廠，除包銷德孚洋行的顏料外，又從德國進口鍋爐、蒸汽機、卷染機（俗稱染槽)、烘干機等設備，為客戶加工染布，成為高陽第一家染布工廠。他還創辦高陽職工學校，培養染布技術人才。當時合記工廠生產的“放羊牌”納夫妥紅布、“仙女牌”灰布、“三馬牌”青布、“荷花牌”漂白布等，均成為名牌產品。他又從德國請來技師，生產“晴雨”商標的陰丹士林布，顏色鮮艷，風吹、雨淋、日曬、水洗均不褪色，因而暢銷全國，風行一時。

當時染布所需硫化堿面數量很大，多從外國進口，成本很高。為振興國貨，即投資10萬元，在天津漢沽開辦“合記堿廠”，生產“紅象牌”硫化堿和堿面，行銷全國。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他把資金由高陽調往天津，開辦惠隆公司，經營進出口貿易，獲利甚豐。1953年接受政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公司實行公私合營。

楚昌齡（1884~1954)字錫九。蠡縣北高晃村人。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中舉人。光緒三十年（1904)，被清政府拔為貢生，去京師國子監學習。翌年，清政府在保定創辦直隸農業專科學校，廣招天下舉人才子應試，在1500名考生中，他考取第一名。在校攻讀6年，潛心鉆研學業，尤對農、林業造詣深邃，著有《蠶桑栽培新說》、《蠶桑學》等書。宣統三年（1911)畢業時，學校賜予“農科舉人”，被清政府優先錄用為候補知縣，不久決定保送日本深造。

他認為中國應以農為本，決心鉆研農科，以促進中國農業發展，毅然放棄東渡機會。他視教育為發展科學技術的基石，熱心教育事業，在吉林大學任教6年。1917年因母病辭職返鄉。后在保定參與創辦河北大學，自任蠶科主任，決心在蠶桑事業上做出一番成績。他還兼任育德中學、保定第六中學的國文教員，劉少奇曾聽過其講課。1925年任直隸省農礦廳廳長。1929年兼任河北省第二林墾局局長，駐易縣清西陵，在易縣創辦了河北省第八農業中學。當時易縣縣長冉東江（楚的同學)測量西陵地基時，企圖從中作弊牟取私利，被他怒斥：“今日貪贓，明日賣國，什么東西!”（冉在抗日戰爭時期即投降日軍，任保定道尹，日本投降后因罪大惡極被槍斃)。

1930年，舊政府改組，他辭職回鄉，因其為官清廉，返鄉后家境貧寒，有人勸他求助于軍閥張蔭梧（楚昌齡同學)，他說：“甘守清貧死溝壑，決不乞憐張蔭梧!”同年，縣長陳錫疇聘請楚昌齡主持編纂《蠡縣志》，并委任他為縣建設局局長，同時招社會名流和學者陳兆梅、彭法三、曹承宗等人協助編修工作，歷時6年，寫出第一稿（因戰亂遺失)。1933年，張蔭梧上報省政府批復，欲將滹沱河、潴龍河二河挖通。他得知消息后，即與博野縣馬京南聯名到天津高等法院告狀，控訴張蔭梧引滹入潴的10大害處，后法院批示：“引滹入潴，嫁禍于人。”省政府被迫收回成命，潴龍河下游人民免除洪澇災害。

1934年，河北省政府調楚昌齡到邢臺任省第五林務局局長。到任后，他帶領當地群眾大搞植樹造林，改沙治堿，幾萬畝鹽堿沙荒地變成良田。1937年，他調河南省任農業改進所所長，主持農業研究試驗工作，引進優良品種，有斯字棉、托字棉、谷種、桐樹、桑樹等。后調任陜西省宜川農林改進所所長。新中國成立后，任政務院農林部參事，后在西安養病。

他多才多藝，善書畫，工詩賦，撰寫碑銘尤為常見。至今蠡縣、博野等縣不少地方還有他書寫的碑文、條幅。

王朝臣（1888~1961)望都城內村人。少年時讀過幾年書，青壯年時走南闖北，閱歷頗豐。1947年望都解放后回到家鄉，在火車站擺攤賣辣椒維持生計。他聯想到在天津打工時，炊事員用炸過辣椒的油拌菜很好吃，便決定試制辣椒油。初時以棉籽油、辣椒為主要原料，另加花椒、大料、茴香等調料，分別用多種方法配制出樣品，讓眾人品嘗，反映良好。又經多次改進，終于試制成功以辣椒為主要原料的辣椒油，擺上貨攤，人們爭相購買。

新中國成立后，他受國家工商政策的鼓勵，決心進一步提高辣椒油的質量。用小磨香油替代了棉籽油，又加入丁香、肉桂、豆蔻、砂仁、白芷5味中藥，研制出新一代辣椒油，香辣濃郁，色澤深紅，晶瑩剔透，久置不減味、不褪色、不沉淀，拌葷菜去腥膩，調素菜益芬芳，并有驅風散寒、益脾開胃、舒筋活血、增進食欲的功效，投放市場很受歡迎，途經望都的旅客皆以購得辣椒油為幸事，甚至專程來望都購買。望都辣椒油很快飲譽北京、天津、廣州等地，后又輾轉傳到日本、東南亞等國家。

他摒棄商界“同行是冤家”的陋習，將辣椒油的配方和制作方法傳授于人，使辣椒油成為望都一大特產。

王守義（1898~1981)字仲仁。高陽西田果莊村人。僑居法國巴黎。幼年家貧，靠耕織為生。15歲進布里村留法工藝學校，1920年11月赴法國勤工儉學。在異國他鄉深感自己學識淺薄，深造不易。遂決心以艱辛勞動，供給才思穎異、為人正直的同學。他一面做工，一面學習汽車駕駛技術，并用自己勞動所得，資助留學同胞，使多人讀完大學。

在他資助下，先后有張德祿成為機械學博士、王毓瑚獲經濟學碩士（后任國立編譯館編譯、北京農大教授)、程茂蘭獲天文學博士（歸國后任北京天文臺臺長)等。后來，王守義考入巴黎航空駕駛專科學校，畢業后獲得飛機駕駛員證書。抗日戰爭勝利后，即用飛機送近百名有聲望的科學家歸國。

新中國成立后，出巨資協助原國民黨駐法國大使館起義人員回國。1964年1月，中、法建交。王守義組織在法華僑游行慶祝，并第一批換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1971年旅法華僑成立“旅法華人俱樂部”，他當選為副主席，協助處理華僑遺產問題，維護旅法華僑的利益。在巴黎，曾與周恩來、聶榮臻、鄧小平等交往密切。1972年歸國省親。1975年5月鄧小平出訪巴黎，故舊重逢，緊緊擁抱，并合影留念，在機場笑談的巨幅彩照，懸于巴黎華人俱樂部。

1978年王守義應邀參加國慶觀禮，聶榮臻設宴招待，同席者都是科技界名人。旋回家鄉，捐獻給故鄉小學、縣一中彩電各1臺，贈給保定地區僑聯轎車1部。在法國，華人女畫家潘玉良名噪畫壇，法國政府將其作品列入禁出國藝術品。王守義愛惜人才，珍視藝術財富，特意在巴黎市政府官員住宅區租賃一套五間寓所，邀潘玉良同住。為防其作品遺失、損壞，出資在巴黎博物館租賃陳設間，并承擔保險、保存等費用。1981年鄧穎超訪問法國，邀見王守義，敦請其早日歸國定居，即決意葉落歸根，著手進行準備，惜未及如愿，于是年5月5日病逝于巴黎。

張丁洋（1900~1952）淶水史姑莊村人。年輕時在北京白云觀隨從一名道士研學中醫，參加北京中醫招考名列第一。遂在京授徒從醫。因時局動蕩，難以從業，于1929年赴張家口警察署從事警察工作，后轉入國民黨六十五軍，任上士文書兼軍醫。因治愈軍長之母的重病，而受到器重，破格提拔為上校軍醫。后被派赴龍關縣任縣長。3年后，調任國民黨軍部軍法處長。

抗日戰爭初期，他在國民黨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部任秘書長。日軍投降后在北平（今北京）十一戰區孫連仲部軍事法庭任少將庭長，主審戰犯，曾審判處決日軍軍團司令白鳥。張丁洋傾向革命，1947年曾在十一戰區任過職的王玉泉任淶水縣長，1月27日，王派兵抓捕了史姑莊8名中共黨員干部，對其中的農會主任盧玉才、民兵隊長張喜祿等4人宣布槍殺。他獲悉后立即致函王玉泉，使盧玉才等8人獲釋。王玉泉先后又抓捕了北白堡村干部盧秀峰、東租村干部王恩照等多人，都經他致函而獲救。為此，本村群眾送匾額，上刻“積善之家”。

1947年冬，他調至傅作義部任參議，參與和平解放北平。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處任職，被統戰部定為愛國民主人士。

梁范民（1901~1984)原名梁洪，字范民，后以字為名。蠡縣荊邱村人。1923年畢業于保定育德中學工科一班。曾擬留法勤工儉學，因環境牽掣未遂。旋考入保定師范學校高級部，加入中國國民黨。1925年畢業后，任蠡縣四存高小教員、教務主任等職。五卅慘案發生后，他激于義憤，主動聯合保定各校發動組織工商界聲援，捐款慰勞工人、學生的反帝斗爭。

從1928年至1937年間，他利用擔任蠡縣教育局局長及科長的身份，以及自己在當地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多方面掩護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活動。1932年秋，高蠡暴動失敗后，他又極力設法營救被捕的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與中共黨員聯合發起成立蠡縣各界抗日救國會，并率領武裝農民加入抗日的河北自衛軍。之后，輾轉至河南鄭州，加入當地的光復軍，后又到山西河北民軍總部任政治組中校股長。

1938年冬，任冀中區第四專署第三科科長。后因胃病發作，回到家鄉休養。養病期間，他仍堅持革命教育工作，連續擔任敵后的中、小學校教師4年。1946年病愈后，正當他轉往張家口參加解放區的革命工作途中，因國民黨軍隊攻占了張家口，遂返回鄉，在中共蠡縣縣委介紹下，繼續任教員。

新中國成立后，他調到保定市任業余干校史地教員。不久，任保定市政協副主席。1951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6年當選民革河北省分部籌委會常務委員兼專職秘書長，省政協委員、常務委員。1980年春，當選為河北省民革副主任委員，并被推任為民革中央團結委員會委員。同年，任河北省政協常務委員，并兼任河北省政協副秘書長。

李公樸（1902~1946）江蘇淮安人。曾就讀于鎮江潤州中學。畢業后考入武昌文華大學附中，因帶頭反對校醫虐待學生而釀成學潮被開除。1928年8月赴美留學。1930年11月，結束留學生涯回到上海，積極投入各種救亡活動，與鄒韜奮等籌辦《生活日報》。1934年和艾思奇一起創辦《讀書生活》，發表了大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抨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文章，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李公樸積極投身于抗日民主運動。在山西，經周恩來決定，他擔任“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委員兼宣傳部長，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同時創辦了由他擔任社長的“全民通訊社”，1937年11月，與沈鈞儒等積極籌建全國抗敵救亡總會。1938年11月到達延安，并拜會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組織了“抗戰教學團”，1939年10月28日從延安到達晉察冀邊區，在邊區進行考察，同時進行抗戰教育工作，用6個月的時間走訪了冀西山區的阜平、唐縣、完縣（今順平）、淶水等15個縣、500多個村莊，并于阜平某村莊往訪邊區各群眾團體。考察了邊區軍事、政治、經濟、民運、文化教育各方面情況。1940年5月離開邊區，8月，把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成《華北敵后——晉察冀》一書，對邊區兩年多的建設作了全面的報道，客觀公正地宣傳共產黨、八路軍。他認為晉察冀邊區是“新中國的雛形”。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他由北方最前線轉入西南大后方昆明。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云南省支部執行委員。1945年在民盟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和民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1946年初，與陶行知共同創辦“社會大學”，任副校長兼教務長。同時主編《民主教育》月刊。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樸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趙少農（1904~1973）保定市區人。是槐茂醬園創始人趙氏的第七代孫。其先輩經營的醬菜，質高價廉，馳名華北，傳到他這一代，企業中衰。1942年9月，趙少農另開設永茂號醬園，自任經理。繼承祖輩傳統經驗，努力創制新品種，企業大有發展。曾任保定醬業公會會長、保定商會理事多年。保定解放后，在宣傳黨的保護民族工商業政策、動員各行業恢復生產、籌備工商聯和改組各同業公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保定市工商聯正式成立，他任首屆主任委員，1950年任保定市工商局副局長。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踴躍捐獻，對各行業起到了推動作用。1954年帶頭申請公私合營。曾當選河北省第一屆協商委員會常委、保定市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執委、河北省工商聯副主任等職，為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

白澤民（1905~1972）字國恩。回族。定縣（今定州）人。早年在朝陽大學法律系讀書，1928年在其先祖創辦的白敬宇眼藥廠任總經理。他改進藥品的裝璜，增設印刷車間，把產品說明書由木刻版改為石印板，再改為鉛印，并將“金羊”牌商標換為“鯨魚”牌，在衛生部、實業部登記注冊，求得法律的保護。在10多個大城市設立白敬宇藥行。

抗日戰爭期間，他把藥廠遷到重慶，把藥品由粉劑改為軟膏劑，制造方法由人工研磨改為機器生產，裝璜由瓷瓶改為軟管，使藥品現代化。無償捐獻30萬支“瓜子眼藥”給臺兒莊抗日官兵。

新中國成立后，他由香港到南京，在江蘇省南京市統戰部的關心下，參加了中國民主建國會，擁護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帶頭參加公私合營，任南京第二制藥廠副廠長。后被選為江蘇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副主席、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以及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理事。

許澤普（1879~1948)許子素（1909~1976)許澤普，字慰農，號偉迪。安國西桄村人。許子素，許澤普之子。許澤普出生于藥商家庭，青年時考入北洋師范大學，畢業后在保定育德中學任博物教員。辛亥革命后，許澤普當選為直隸省議會議員，遂遷居天津。在津結識了諸多商界名人，為實現其實業救國之抱負，與同鄉合資辦起天一堂藥店。又集資在宣化下花園開辦宣南煤礦，后因軍閥混戰交通阻斷，而負債累累。

1930年，藥店、煤礦倒閉。為償還債務，將家中土地賣掉，與長子許子素在津創辦偉迪氏制藥廠，生產“三魚牌正痛丸”。當時天津德、英、日、法等國藥品充斥市場，難以打開銷路。他便將藥廠轉向農村，在原籍安國藥市上推銷，由于藥效好、價格低，深受歡迎，一時風靡華北。1932年將偉迪氏制藥廠遷回安國，并擴大生產規模。當時偉迪氏制藥廠在冀、晉、魯、豫等省建有2000余個分、代銷點。1934年，他們父子為打開城市銷路，重返天津，由許子素主持在天津北馬路設立偉迪氏制藥廠辦事處。入津后，銷路很快暢通。偉迪氏制藥廠又聘請藥師擴大生產。生產的制備原料有薄荷腦、碳酸鈣、小蘇打等，成藥有娃娃寧、正痛片、消炎晶、眼藥水等。1937年底日軍侵占安國，制藥廠遷天津。藥廠由許子素主管。

許澤普逝世后，許子素接管藥廠。因戰亂，產品銷路不暢，為求生存，他把銷路轉向西北內地，委派其弟許釗設立西安偉迪氏制藥廠辦事處，恢復和發展代理店業務，勉強維持。1942年在蘭州設立辦事處，多次向延安和陜甘寧邊區輸送藥品。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許子素躊躇滿志，在天津北站外置地百畝，準備新建廠房擴大生產。內戰爆發，所置土地被國民黨軍隊強占，面對亂世，他只好維持原來生產。

1949年天津解放后，許子素投入全部資金，在天津北站外興建新廠房。征聘藥師、化學工程師等各種技術人員12人，還聘請著名藥學家趙燏黃、薛愚、孫潤畬等為顧問，組成研究小組，試制成功碳酸鈣、碳酸氫鈉、氫氧化鋁、非那西丁、紅溴汞和鹽酸麻黃素，并建起鹽酸麻黃素生產車間，使國家擺脫了部分原料藥依靠進口的困境。抗美援朝時，他積極接受國家加工訂貨，以食鹽片、消毒水等藥品支援朝鮮戰場，并捐獻飛機1架。1954年7月，偉迪氏制藥廠實現公私合營，改稱天津市人民制藥廠，他任第一副廠長。1956年調天津市制藥公司任副經理。

馬惠民（1918~1986)字恩昌。回族。定縣（今定州）城內回民街人。馬應龍眼藥創制者馬金標第十一代孫。1933年定縣高小畢業后，繼承祖業，研究馬應龍眼藥的制作。以其父多年經營的武漢為中心，管理包括長沙、衡陽、柳州等城市的馬應龍眼藥銷售點。

馬應龍眼藥繼1915年在北京農商部國貨展覽會上獲獎后，又于1936年在南京鐵道部國貨展覽會上獲超等獎。1946年他任定縣國民協會理事時，曾協助中共地下黨員營救百名被捕的革命干部、群眾。1952年武漢馬應龍藥店改為馬應龍制藥廠，他出任廠長。1954年和1956年被選為武漢市武昌區第一、二屆人大代表，曾任武昌區工商聯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員。

1978年后，將珍藏400多年的祖傳秘方和制藥絕技貢獻給國家，并親自指導中斷多年的眼藥生產。1982年又研制成功馬應龍麝香痔瘡膏，遠銷美國、加拿大等國。1983年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1984年他當選為武昌區第七屆人大代表、武漢市伊斯蘭教委員、武漢市工商聯合會執行委員。1986年國家醫藥總局授予他“老藥工”稱號。